? 与劳动关系相比，劳务关系不受《劳动法》《劳动合同法》的强制性规范约束。作为普通民事关系，劳务关系强调合同自由和平等协商，属于非正式的灵活用工形式，适合短期、临时性或非核心业务的用工需求，主要应用于家政行业、退休再就业、维修搬运等业务领域，亦有一些领域为降低人力成本采用劳务关系，如建筑行业，或骑手、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。在劳务关系中，提供劳务一方获得的劳动保障较弱，其因劳务受到损害的，应由谁对其进行赔偿，如何分担过错责任呢？ 案例一： 护工在养老院滑倒受伤 养老中心承担90%赔偿责任 某养老中心与牛大姐签订劳务协议，约定牛大姐在该养老中心的医护部担任护士。2021年7月16日，牛大姐在工作过程中，因上一个护理师刚给同屋其他老人洗完澡，没有及时清理卫生间地面积水，牛大姐进入卫生间时不慎仰面滑倒受伤。经送医治疗，诊断为左腕骨挫伤、胸椎12椎骨骨折。牛大姐诉至法院，要求养老中心赔付其医疗费、误工费、护理费、营养费、残疾赔偿金、住院伙食补助费、精神损害抚慰金、鉴定费等共计23万余元。诉讼中经法院组织鉴定，牛大姐因本案事故遭受的人身伤害构成十级伤残。 养老中心辩称，牛大姐摔伤后，养老中心人员积极救治，并垫付了部分医疗费。认可牛大姐是在劳务协议履行期间摔伤的，但是其此前在本中心工作的两年期间都没有摔倒过，本次摔伤其自身应负有一定责任，其在劳务过程中没有尽到谨慎义务，应当承担相应损失责任。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牛大姐是否有过错，该过错是否足以影响责任比例认定。结合当事人陈述、其他在案材料，法院认为牛大姐在履行职务过程中，未注意到地面湿滑进而滑倒受伤，其在进入卫生间这一特定场所时，应当对其个人安全尽到一定的注意义务，故对其受伤的损害后果，其存在一定的过错，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比例，法院综合认定牛大姐的责任比例为10%，养老中心的比例为90%。 最终，法院根据双方过错比例以及《民法典》第1192条，判决养老中心赔付牛大姐各项损失共计19万余元。养老中心提出上诉，二审法院维持原判。 【法官说法】 在劳务关系中，接受劳务一方对提供劳务一方的人身财产安全负有合理的注意义务。本案中，养老机构应为其工作人员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和设施设备。基于养老机构中老年人较多的特殊性，经营者更应加强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，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，保持环境的干净整洁和安全性。劳动者对己方安全亦负有相应的注意义务，在工作交接与配合时应核对工作内容、熟悉工作环境，注意环境的安全性，及时消除不安全因素。本案中因其他护工给老人洗澡，养老中心未及时安排工作人员清理地面，导致地面有水湿滑，进而使得工作人员牛大姐受伤，养老中心存在疏于管理的较大过错责任，牛大姐本人在进入卫生间这一特定领域时未注意工作环境的现状，对其自身受伤亦负有一定责任，法院据此酌定双方的责任比例为九比一。 案例二： 拆除工从楼梯坠落足跟摔伤 接受劳务者承担70%赔偿责任 老周经老乡介绍，在某单位办公楼的装修工程中从事拆除工作，未签订任何书面合同。某日，老周在拆除吊顶时使用简易楼梯，未佩戴任何安全设备，从楼梯上坠落导致足跟受伤。受伤后工地现场管理人员陈东将其送医，诊断为足跟粉碎性骨折，陈东仅垫付包扎费用后拒绝支付后续治疗费用，老周自行放弃手术。截至受伤时，老周未收到任何劳务费。老周将陈东及陈东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诉至法院，要求赔偿医疗费、护理费、营养费、误工费、伤残赔偿金、精神损害抚慰金、鉴定费共计32万余元。经法院组织鉴定，老周因本次事故导致的足跟伤害构成十级伤残。 诉讼过程中，法院经询问核实案涉工程发包方、总承包方、劳务分包方，并依职权追加上述单位作为被告以查明案涉劳务关系。陈东辩称，其与老周无任何法律关系，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。其他被告单位亦否认与老周存在劳动或劳务关系，表示不认识老周。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，根据证据显示，老周所施工的工地由陈东管理，在案涉事故发生后，陈东负责处理与周某受伤的相关事宜。现无法认定周某与各被告公司之间的关联性，相关证据已可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，显示老周受陈东安排进行拆除工作，属个人雇佣的法律关系，老周主张其受陈东雇佣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，故在无相反证据下，法院认定老周与陈东构成劳务合同关系。老周受伤系发生在其提供劳务期间，其不持有相关作业资质，作业时并未对梯子进行固定，未佩戴任何安全装备，其自身对事故发生的原因具有过错；陈东作为接受劳务一方，未向老周提供任何安全设备，亦未对重要的作业工具梯子予以固定，事先未对老周进行安全培训，对老周的损失亦存在过错。法院根据查明事实及原因力大小认定周某承担30%责任，陈东承担70%责任。 最终，法院判决陈东向老周赔付各项损失共计10万余元。陈东提出上诉，二审法院维持原判。 【法官说法】 建筑行业属于具有一定危险性的行业，在诸如高空作业、接触有毒物质等具有危险性的工作中，劳务关系双方对于劳动者的人身安全均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。接受劳务一方，应在工作前向提供劳务一方说明工作的危险来源，提供预防危险的安全设施设备、进行安全培训；而提供劳务一方，结合生活经验，对工作内容的危险性亦具有一定可预见性，对自身安全亦负有注意义务。本案中，陈东作为高空拆除工作的雇佣方，未对老周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负有70%的责任，但是老周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从事具有危险性的工作，未对己方安全尽到注意义务，亦负有一定的过错责任，法院酌定为30%。 案例三： 外卖骑手配送时意外摔伤 雇佣公司承担50%赔付责任 夏涛在某外卖平台注册为配送员，注册时与平台公司签订《众包平台服务协议》，约定平台公司为夏涛提供与客户之间的互通信息服务，平台公司为夏涛投保了骑手保障组合产品保险。另，根据平台要求，夏涛与技术公司签署《网约配送员协议》，约定由技术公司对夏涛发放工资并对其进行管理。2022年9月，夏涛在配送路途中发生意外摔伤，送医后诊断为头外伤、胸部闭合性外伤、颌面部外伤、胸椎骨折，经鉴定构成九级伤残。经平台向有关人力部门申请，夏涛构成职业伤害。夏涛将技术公司诉至法院，要求赔付其伤残赔偿金、精神抚慰金、误工费、护理费、 营养费、鉴定费共计40万余元。 技术公司认可夏涛由其雇佣从事外卖配送工作。平台公司是某外卖平台的运营主体，技术公司与平台公司签订合作协议，技术公司承包了该平台所有骑手的配送业务，包括骑手的劳务管理和费用结算等，案涉事故发生在双方合作期间。 经法院核实，北京市人社局针对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给予政策保障，这类人员在劳动期间受伤，平台企业可申请职业伤害。夏涛经平台公司申报被确认为职业伤害，获得一次性伤残补助金、医疗费7万余元。夏涛系自己摔伤，无第三人因素，自己对摔伤负有一定责任，故经法院组织调解，双方一致同意技术公司向夏涛赔付20万元。 【法官说法】 当前新就业形态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应用和数字经济发展而出现，如网约配送员、网约车驾驶员等。新就业形态具有劳动关系灵活、工作方式弹性、创业机会互联等特点，但是平台为了减轻用工成本，多采用外包形式将劳务部分外包给人力公司，且一般不签署劳动合同，提供劳务一方面临着收入不稳定、工作强度大、劳动保障不到位等诸多风险。为加强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障，在国家政策号召下，国务院出台《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》，各地出台相应劳动保障制度，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工作时间、休假时间、工伤认定、劳动争议等方面的权益，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。受害人经认定为职业伤害，可获得的赔偿范围包括医疗费用和康复费用、伤残或死亡待遇。本案中，夏涛即经平台向人社局申请，认定为职业伤害。 当前外卖骑手被喻为“活在城市里的候鸟”，为达到平台用时要求、获得更多经济报酬，骑手有时罔顾交通规则，在道路上见缝插针地穿梭，对道路交通造成安全隐患，容易引发交通事故。平台企业和劳务公司均应当尽可能为劳动者提供劳动安全保障、安全风险提示和教育培训；骑手对自身安全亦负有注意义务，因其自身故意违反交通规则或者因自身疏忽而受伤的，应就己方过错承担责任。 法官提示： 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是两种常见的用工形式，虽然只有一字之差，但在法律性质、权利义务和适用规则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。劳务关系是指劳务提供人向接受人提供劳务活动，接受人向提供人支付劳动报酬的法律关系。 《民法典》第1192条规定，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，根据双方各自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，其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。本文选取的三个案例均系劳务关系中，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情形，无第三人参与因素，过错责任仅在提供劳务一方与接受劳务一方之间予以分配。具体来说，提供劳务一方和接受劳务一方，对于接受劳务一方的人身财产安全均具有合理的注意义务。作为接受劳务一方，应提供基础的安全保护措施，包括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与工具，进行必要的安全风险提示和培训，对提供劳务一方进行选任和监督等；而作为接受劳务一方，亦应适当注意工作环境，在从事具有危险性的工作时应接受安全培训，配备相应作业资质，提前准备安全设施装备，遵守作业规范和相关法律法规。当纠纷进入诉讼程序，劳务双方对于己方已尽到的注意义务负有举证责任，法院在进行责任比例划分时，应根据各方的举证情况，结合双方的风险控制能力等因素综合判断双方过错。 《民法典》第1192条系针对个人劳务损害责任的规定，然而当前普遍出现公司企业与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的情形，此种情形无法律的明文规定。司法实践中法院大多参照适用第1192条的规定解决此类问题，即在公司企业与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时，个人因劳务受伤的，双方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。 因劳务关系的非正式性，往往双方在缔结劳务关系时未签订书面协议，而是进行简单的口头约定，导致双方容易因报酬支付、工作标准、休息休假等方面发生纠纷。接受劳务一方诉至法院后，对劳务关系的存在以及双方约定的具体内容负有较大举证责任，若其无法尽到举证，将为法院的事实查明工作造成较大困难。故法院建议在缔结劳务关系时，双方应加强法律风险意识和证据保留意识，通过书面协议及时确立约定内容，明确劳务关系主体，留存工作沟通记录、劳动成果交接记录和资金支付记录，为后续可能存在的纠纷做好准备。(文中人物均系化名) 文/邓可人(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) 来源：北京青年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