? 1999年，在建国五十周年大庆前夕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23位科学家颁发、追授了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”。其中，九三学社社员有五人，分别是：王淦昌、邓稼先、赵九章、陈芳允和程开甲。 这五位功勋的共同特点是：生于上世纪一二十年代，长于战乱和动荡，先后出国留学，纷纷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国，新中国成立后投身“两弹一星”事业。从此后，隐姓埋名，一生以身许国。 风云际会 还是一名小学生时，王淦昌就已经开始参加老师率领的反对卖国、抵制日货游行。从小的理想，就是做岳飞那样的人。 1929年8月，王淦昌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。第二年，考取江苏省官费留学，到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读研究生，1934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，到山东大学任教。 1929年，赵九章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，再进入柏林大学攻读地球物理学。1938年初，获博士学位后回国，到西南联合大学任教。 1934年，陈芳允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，先读机械，后转入物理系。1948年5月，从英国留学回国。上海解放前夕，他接受中共地下党的领导，参加维持秩序的革委会，并劝中央研究院的科技人员不要跟国民党去台湾。 1950年8月，获博士学位、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的程开甲购买了所需的书籍，整理好行装，回到浙江大学物理系。 10月，在美国普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、人称“娃娃博士”的邓稼先放弃了美国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回到国内。 中国物理学界的精英们风云际会，即将震撼世界。 消失者 1958年6月21日，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：“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，没有那个东西，人家就说你不算数。那么好，我们就搞一点吧，搞一点原子弹、氢弹、洲际导弹。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。” 不久后，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，说“国家要放一个‘大炮仗’”，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。邓稼先当即同意。 当晚，他对妻子许鹿希说，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，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，因为纪律要求，具体工作我不能说，相信你一定信任我的。 邓稼先，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。他还是九三学社首任主席许德珩的女婿，他的才华、品德与修养，都是九三人心中不可超越的高峰。 1958年8月，邓稼先调到新筹建的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论部主任，从此成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，在公开场合，他的名字连同身影都销声匿迹。 同样销声匿迹的还有王淦昌。 王淦昌，1950年加入九三学社，是九三学社第四、五、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，第七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，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。 1956年秋，他受国家委派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。1960年，他组织并领导的研究小组在世界上第一次发现了“反西格玛负超子”，在世界上引起轰动。 1961年4月，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王淦昌受到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杰的约见。刘杰开门见山地说：“今天请你来，是想请你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。你现在在国际上的名声很大，而这项新的工作因为涉及国家安危，必须严格保密，隐姓埋名，断绝一切海外关系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”王淦昌说：“我愿以身许国。” 第二天，王淦昌就到二机部九局报到。此后，他将名字改为“王京”，与外界中断联系长达17年，成为了中国核武器研究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。他是原子弹冷试验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，指导了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，领导并具体组织了第二、第三次地下核试验。 1978年6月16日，国务院任命王淦昌为二机部副部长。7月20日，又任命他兼任原子弹研究所所长。 这一年，王淦昌终于恢复了本名。除夕夜，王淦昌与邓稼先在帐篷里互相敬酒，邓稼先说：“叫了王京同志几十年，叫一次王淦昌同志吧！”说完，两人抱头痛哭。 那些年里，突然消失不见的人还有很多。1963年，学术界名人程开甲突然“消失”。 程开甲，1953年加入九三学社。早在爱丁堡大学留学时，就师从被称作“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”的M·玻恩，其学术前景也被普遍看好。 从1963年第一次踏进罗布泊到1985年，他一直生活在核试验基地。他不但自己来到基地，而且于1969年举家迁往罗布泊，全家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984年才回到北京。 他是中国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，人们称他是“核司令”。他说：“我这辈子的最大心愿就是国家强起来，国防强起来。” 其间，程开甲未发表一篇学术论文，但他参与缔造的核试验基地却成为中国核事业人才的摇篮之一。这里先后走出了10位院士、几十位技术将军，获得2000多项科技成果奖，许多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。 “要搞就搞得大一点” 1957年10月4日，苏联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。1958年5月17日，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说：“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，而且要搞就搞得大一点。” 为此，中国科学院成立了581组，组长钱学森，副组长赵九章、卫一清。581组下设技术组，由赵九章主持，陈芳允是成员之一。 赵九章，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，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。 陈芳允，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，是中国卫星测量、控制技术的奠基人之一。 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，中国科学院派出了赵九章、杨嘉墀、钱骥等科学家组成代表团到苏联考察，但70天里连卫星的影子也没看到。回国后，赵九章等人向中央提出自主研制的建议，获得批准。 从那时起，他们用一根粗木头加上个白铁皮做箭头，做成火箭模型，在草纸上用墨汁研究空间光学滤波器，甚至把猫的胡须剪下来作为当时的红外地频仪探测器的装配工具。 在决定研制卫星之初，中国科学院曾提出发射重型卫星的计划，作为建国十周年的贺礼。赵九章仔细分析国情和科技实力后，向中央提出中国发展人造卫星要自力更生，从低级发展到高级的重要建议。在攻克卫星的运载火箭问题后，根据中央决策部署，赵九章带领团队开始全面推进中国人造卫星研制工作。 三年困难时期，赵九章及时调整发展计划，把主要力量放到投入资金和人力较少的气象火箭，逐步开展其他高空物理探测，同时探索卫星的发展方向。 1966年初，中国科学院成立负责实施人造卫星发展计划的651设计院，赵九章被任命院长，主持科学工程技术的全面工作。 陈芳允担任卫星测量总体技术负责人。他不仅主持了技术方案的设计，还参加了设备研制和测量台站的建设工作，在新化、南宁、昆明、海南设立了四个多普勒测量站。 1970年4月24日，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“东方红一号”发射升空。地面观测系统很快抓住目标，进行持续跟踪、测量与计算，及时预报了卫星飞经世界各地的时刻。由陈芳允主持完成的卫星测量方案非常有效，不仅完成中国第一颗卫星测量任务，而且为中国卫星测控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。 那时，赵九章已于一年半前因在“文革”中遭受迫害而自杀去世。 1986年7月29日，邓稼先因体内侵入放射物质过多患直肠癌医治无效而逝世，终年62岁。 邓稼先去世后，杨振宁写了一篇悼念文章《邓稼先》。杨振宁和邓稼先在北平崇德中学同学一年，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又是同学，留学美国时曾是室友，有着长达50年的友谊。 杨振宁在文章中说，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，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正好准确地描述了他的一生。杨振宁还建议，如果有哪位导演想拍摄《邓稼先传》，应该用五四时期的一首歌来做主题歌，歌词是： 中国男儿 中国男儿 要将只手撑天空 长江大河 亚洲之东 峨峨昆仑 古今多少奇丈夫 碎首黄尘 燕然勒功 至今热血犹殷红 这也是这些九三学社先贤们、“两弹一星”元勋们共同的写照。 (本文刊登于2019年出版的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增刊《与共和国同行——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、团结合作70年纪念专刊》) (“统战新语”微信公众号)